第十九章

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我已過了三十八歲生日，我的生命第三十八次與「國慶」和「中秋」愉快相逢，這種愉快（包括過生日的愉快）我從三四歲起就有了記憶。

我想一概的節日，也在人的「社會關係的總和」里，區別僅僅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人，所過是不同的節日。

然而我要死了。

我的意思是說——我也許最長再活上幾年，而短則幾個月。甚至，很可能活不過二○二○年。

儘管如此，不論我的第三十八個生日，還是「國慶」和「中秋」，我都過得格外愉快，完全可以用「開心」來形容。親人和朋友為此「周密策劃」，我則盡量以最好的心情和最佳的精神狀態予以配合。「最好」和「最佳」，是指我事實上所能做到的程度。親人和朋友憂傷地「愉快」著；我忘乎所以地「開心」著。「開心」著他們的「愉快」，「開心」著自己所做到的「最好」和「最佳」。我因自己的配合能力而頗有成就感。

我小時候曾在養父養母的帶領下看過一次京劇——劇名和內容早已忘了，只記得一名走路顫顫巍巍的老蒼頭的幾句唱詞：

老漢今年七十八，

好比路旁草一棵，

過了重陽秋八月，

不知來年活不活……

老蒼頭唱得特悲哀——那種悲哀我內心裡也是有的，揮之再揮，無法揮去。

中國的長壽之人越來越多了。可我才三十八歲就將不久於世了……

我是多麼的熱愛生活啊！

熱愛我平凡的、普通的人生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包括我三十八歲人生中的心碎時刻和無助的感受。

婚後我的人生發生了必然的改變。

第二年我和翔有了兒子。

兒子半歲後我的產假結束，重回明德公司上班，兒子主要由婆婆照看。有了孫子使婆婆喜出望外，她做奶奶做得特幸福，但那份責任也是她始料不及的。

翔的小姨曾對我說：「阿拉上海女子做婆婆做到吾老姐那樣，是儂福氣，婉之儂知足吧。」

我不但知足，而且感恩。

翔在攝影家協會改選時，主動辭去了副主席一職。他的說法是：「挺長時期沒好作品了，慚愧了，應該讓賢。」

而我明白，他不願說的考慮是——他那副主席是專職副主席，要坐班的。他在深圳的兩年，是深圳市委宣傳部出面向上海文聯借調的。借調期已過，如果他不主動請辭，繼續將專職副主席當下去，那麼作為丈夫、父親和兒子，他在盡家庭責任方面就分身乏術了。他是孝子，不忍心看著老母親帶孫子帶得那麼辛苦而心安理得。

他也是好丈夫——我的老闆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我少受家事拖累，工作表現出色，所以寧願自己有時間多分擔一些家事。

當然，也有經濟方面的考慮。有了兒子，開銷大了。兒子要入托、上學，不預先存下筆錢，以後用到時會犯愁的。他與一位攝影家朋友合開了一處專照婚禮照和孕期照的藝術攝影館，收入多了不少。

以前的他，是藝術追求第一，作品獲獎第一，兼顧收入；有了兒子以後，反過來了，變成收入第一，兼顧藝術追求了。而且，持一種能兼顧則兼顧，兼顧不成也無所謂的態度。

由於他的變，坊間對他的負面議論不少。有人還在報上發表了文章，不點名地批評他。文中有兩句話很使他受傷——「藝術家一旦為金錢俘虜，其第二生命就終結了。」

他盡量對我「封鎖」那些關於他的負面輿論，而我作為他的妻子又豈能一無所知？並且，那些負面輿論，一度也影響過我的情緒。

有次他酒後問我：「是藝術家的藝術生命重要，還是藝術家的兒子成長中的生命重要？」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只有默默吻他。

每個人都只能在現實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我認為在現實面前明智地妥協與勇於向現實挑戰都是人應必備的能力。徹底否定了前一種能力而一味鼓吹後一種，是有毒的文化現象。因為人生不該類似角鬥士。

我和李娟的關係也發生了改變——我成為嫁到上海的深圳人以後，事實上已不能與娟在深圳「同舟共濟」了。娟又開了一家超市，兩處超市加一處藥店，夠她操心夠她忙碌夠她辛勞的。僅僅因為我當年出了幾萬元「創業費」，我便成了理所當然的「持股人」，然後不勞而獲地「分紅」，這使我每思每愧，卻不知該怎麼辦好。

兒子一周歲時，我收到了娟按東北習俗寄來的「賀歲」錢；我明白那就是「分紅」，只不過她太了解我，換了種說法。

「五萬元也太多了，五百元就不少了……你認為呢？」翔也顯然大為不安。我看出了他已有想法，在試探我的意思。

「和你的感受相同啊。」我遂將自己的慚愧傾吐而出。

他說：「你好朋友可是只有一個腎的人，咱們不能忘了這一點。她太不容易了，三個店的效益不錯，那全是她和她弟起早貪黑沒假沒節地努力的結果。咱們和她的情況也大不一樣。你我有工資，上海和全國比還是工資高的城市，我除了工資，另外還有收入。我媽也有退休金，她花不完，每月還能存點兒。可娟不同，她和她弟至今在深圳仍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當然往前看肯定不是回事兒。她在農村又有那麼多窮親戚，這一點咱們也不能忘了……」

「你是怎麼想的直說，別繞彎子。」我犯急了。

「你退股吧。」翔的話把我給說愣了。

「有句話我以前說過，現在再說一遍——娟是有經商頭腦的，也有一股子人生的闖勁兒，這兩點都是你不具備的，老實說連我也不具備。你倆別再一條繩拴倆螞蚱了。再那麼下去，對人家娟太不公平了。每次聽你倆靠手機討論經營上的事兒，我都替她累心。剪斷那條繩，她反而會飛得更高更遠。螞蚱不是只會蹦，也會飛……」

翔那天是抹下臉了，一點兒不給我留面子，把話說得特直接。「可……我如果堅持那麼做，她會受不了的……」

「這事兒你處理不好。你跟她那麼說，她當然會跟你犯急。如果你同意，我來辦吧。」翔的想法我也有過，我便授權由他來「解決」了。

當時，深圳有家印刷公司，叫「雅昌」。水平很高，常在國際上拿印刷評比大獎。上海攝影家協會要在「雅昌」印優秀作品集，翔與「雅昌」的老闆萬傑也是朋友，於是主動請纓前往深圳洽談——由他出面，價格上會打折扣，這正中領導下懷，他的領導很高興地批准了。

翔從深圳回來後，公私兩項任務都完成了。

聽他說與娟談得很好，我沒追問他究竟怎麼談的；但我內心裡是挺懷疑的。我太了解娟了——一想到娟的內心感受會怎樣，我寧可不問。

果然，晚上娟向我「問罪」了：「婉之，你什麼意思啊？你讓高翔來逼我對那事兒表態，我能不……」她在深圳那頭哭起來了，哭得那叫傷心，連她弟從旁勸她別哭的話我都聽到了。

「我沒逼她！我冤枉！……」在我旁邊的翔委屈又尷尬。

我將他推開，對著手機大聲說：「娟，那事兒就那麼定了，以後不再提了。現在認真聽我的話——第一，趁目前房價還沒漲，趕緊把房子買下，貸款也要買，最好一次到位。第二，個人問題還是要考慮，別不當回事。第三，翔對你在經商方面的能力評價可高了，你完全可以自作主張……你明白我想說什麼，我對你充滿希望啊娟！……」我也不禁流下淚來。

那一次我倆聊了很久。

娟所以傷心，是因為翔堅持只撤股，不分利。二人爭得面紅耳赤，翔最後才不得不多收下了一萬元。

都說上海人在事關錢的問題上斤斤計較，我的丈夫可不那樣，他做人做得特「大器」。

我有翔那樣的丈夫，也感恩生活。

我兒子兩歲時，娟在深圳又開了一家服裝店。以後她一年至少來上海一兩次，為店裡親選服裝。她每次來到我家，我家的氣氛都像過節一樣。她也認識了我婆婆和翔的三個姨，以及翔的朋友們，大家都很喜歡她。

因為與我的關係，娟的那個「和」也不是從前的「和」了，「絕對值」擴大了。

名言果然是名言！

娟告訴我——她聽從了我的建議，貸款為自己和弟弟各買了一套六十幾平米的住房。

「放心，還貸沒問題。我把藥店交給我弟負責了，他自己招聘了一名中醫學院畢業的姑娘幫他，那麼手續上也符合規定了。我那套我還貸，他那套他還貸。得給他壓力，小百姓的人生，沒點壓力還行？女孩是湖南的，他倆關係處得挺好，但願以後能成夫妻，那我當姐的就省心了。」

娟的話自信而又滿懷憧憬。

我心大悅，也十分感動——為娟對她殘疾弟弟的那份愛。

那日娟走後，翔問我為什麼高興異常？我將娟的話告訴了他，他也十分高興，連說：「祝福她們姐弟倆，祝福她們姐弟倆！你退股退對了吧？否則，娟下不了買房的決心啊！……」

我第一次聽到一個人那麼發自內心地為非親非故的人生而祝福，並且該人是我丈夫，這使我倍覺幸運——幸運於自己嫁對了人。現實中，發自內心地為別人的人生祝福的人是不多的，何況還非親非故。儘管我涉世未深，但對此點已心知肚明。

我和娟雖然不再是「拴在一條繩上的兩隻螞蚱」了，關係卻更親了。

兒子三歲那年，養父到上海來看我。他已完全賦閑了，這種日子使他找不到北，處在極不情願的磨合期，似乎一下子從心態上老了。婆婆對我養父的到來持熱情洋溢的歡迎態度，一有空就主動帶我養父逛街，四處參觀，還看了兩場電影。

一天，翔對我說：「咱倆的生活要出新狀況了。」

我一愣，問是好的那種還是不好的那種。

他拐彎抹角地說：「很難下結論。同一種狀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覺。」

我急了，催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對那時的生活頗滿意，唯恐出現不好的狀況。

翔便直截了當地說：「我媽對你爸，產生黃昏戀了……」

我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你爸畢竟是當過市長的人，還是當年的老大學生，如果你爸眼眶高，我媽遭遇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下場，而且自尊受打擊還是你爸造成的，那我這個兒子太心疼我媽了……」翔說得特憂傷，彷彿事實已然了。

「可……可……就算我爸也有意，那樣……好嗎？……」

我張了幾次嘴才說出話來。雖然非屬不好的狀況，卻太使我驚詫了。

「如果落花有意流水也有情，那就只剩下咱倆什麼態度了，你什麼態度呢？」

當時我倆正吃晚飯。翔不吃了，也將菜盤子從我面前移開了，彷彿我與他的態度一旦相佐，就不許我吃那頓晚飯了。

「你先說。」

我只得放下了碗。

翔堅持道：「不，你先說。」

我說：「別人會怎麼看？」

「先別管別人怎麼看。」

我婉轉地說：「那就順其自然吧。」

「這叫什麼態度？等於沒有態度。」

我只得又單刀直入地說：「能那樣也挺好。我爸多了個兒子，我呢，既是媳婦，也成了女兒……」我忍不住笑了。

翔說：「嚴肅點兒，你說的是心裡話？」

我說：「真人面前不說假話……」

翔打斷我道：「就要你這句話！」

他起身去取來啤酒，倒出兩杯，要我與他乾杯。

我問：「這就慶祝呀？」

他說：「祝福你爸和我媽。」

我說：「流水到底有沒有意，咱倆還不清楚呀。」

他說：「也先別管。咱倆態度一致了，可以起助推作用嘛！干！等等，重新來過，為了你爸和我媽的晚年幸福，咱倆得喝交杯酒！」

上床後，那個話題成了我倆的核心話題。翔講他媽的往事，我講我爸的往事；間或也會講到他的「館員爸爸」和我的「校長媽媽」。非但沒有對各自的爸媽有負疚感，反而有告慰之感。彷彿大功一旦告成，也替各自的亡父亡母了卻了遺願似的——不，不是彷彿，事實如此。

思想認識一旦統一，我倆情到濃時的一番「雲雨」，都做得激情燃燒。

而實際上，我倆起的作用只不過是微小的，輕推了一把而已。養父決定回去的前幾天，一起在婆婆那兒閑聊時，我按「既定方針」不失時機地說：「老爸，我婆婆替我和翔帶孩子勞苦功高，你陪她回咱們玉縣老家住幾天，到處玩玩，使我婆婆放鬆放鬆行不？」

養父看著我婆婆說：「好啊，只要她願意，我保證完成任務。」

我婆婆小女孩似的紅了臉，低下頭細聲說：「我願意，怎麼會不願意呢？就是……」

翔趕緊說：「不是有我嘛，我負責接送孩子！」

婆婆看著我養父，含情脈脈地問：「那，能定下來不？」

養父一臉莊嚴地承諾：「就這麼定了。」

結果養父和婆婆提前兩天雙雙離開了上海——那顯然是他倆迫不及待之事。我和翔的看法是，他倆早就心心相印了，只欠有誰往一塊兒輕輕推一下。都沒想到推的是兒女，於是水到渠成。

婆婆從玉縣回到上海後，彷彿年輕了十歲，幸福常掛臉上。

幾個月後，養父和婆婆領了結婚證。沒辦婚禮，只請少數親人朋友吃了頓喜宴。

我的擔心是多餘的。知道的人都用上海話說是「老好老好的事體」，一句閑言碎語沒聽到。

我養父又變得開朗了，找回了幽默感。也又開始重視自己的儀錶了。

上海老媽一旦再婚，比年輕女子還善於做嬌妻，我更是自愧弗如；而我經常看出，我養父特享受那一點。

翔有次說：「親愛的，你要向我媽學習。榜樣就在身邊，為什麼不虛心學習呢？」

我就學婆婆的樣子和語調說：「阿拉學也要有個過程嘛！」

那一年，娟那邊也發生了令我無比驚詫的狀況——先是，她與我通話時告訴我，張家貴大哥被查出患了小腦萎縮症。那次通話主要是說別的事，娟只不過附帶著提到了一句，聽來她當時也沒太放在心上。我也和娟一樣，視張大哥為貴人。娟沒太放在心上，但卻引起了我的重視。通話結束後，我問翔要緊不要緊，翔說以張大哥那種歲數，確認為小腦萎縮也不必多麼慌張。許多人年過五十以後，小腦都會不同程度地發生萎縮。翔各方面的知識都挺豐富，聽他那麼說，我遂放下心來。

三個多月以後，娟又一次與我通話，劈頭就說：「婉之，我結婚了。」

太突然了！

我愣了幾秒鐘才回過神兒來，不滿地責問：「你可真能保密呀，跟什麼人啊？」

娟說：「張大哥。」

我又愣了幾秒鐘。

「就是張家貴。」

我接著可就不只愣了幾秒鐘了。

張大哥可比娟大二十六歲，快六十了！

手機那頭，娟又說張大哥的病症發展得極快，走路已經不穩了，連醫生都沒料到。並且，也基本上束手無策。

娟說：「照那樣的速度發展下去，一兩年後他可就是廢人了。」

我不知怎麼說才好。

娟說：「他是好人。」

我仍呆著。

娟說：「我要趁他還沒成廢人，讓他過上一兩年是丈夫的生活。」

「……」

「你和翔都很忙，又有了孩子，千萬別過來了。幾天後我要為我倆辦場婚禮，新娘子穿婚紗那樣式兒的。你代表高翔給我發條祝賀簡訊行不？我要讓人在婚禮上念。」

「行。」我口中終於吐出了一個字。

合上手機後，我將娟的話複述給翔聽。

翔說：「唉，張大哥太不幸了，娟那麼做太符合她性格了！發什麼祝賀簡訊啊，咱倆之中必須有一個人去！」

我猶豫地說：「咱倆都去呢？」

翔不加思索地說：「好，都去！」

正巧我養父又來上海了，他知道後，主動說：「李娟是個好姑娘，我也去。」

於是我成了伴娘，翔成了證婚人，養父代表我們的五口之家表達了由衷的祝福。他的話本是沒什麼問題的——從一座新城可喜的日新月異的發展，談到年輕人在深圳的創業精神之可貴，再談到人生的可把握性，特符合他的身份。令我暗吃一驚的是，他居然也談到了他與我婆婆的晚年結合！估計是因為長久沒登台講過話了，一說開去，收不住閘了。然而他獲得了熱烈的掌聲，娟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他，張大哥落淚了，向他深鞠一躬。

過後我對翔埋怨道：「咱爸不該說咱們家的事，沒必要。」

翔卻說：「我覺得沒什麼不好。通過現身說法，表達理解，意在為娟和張大哥堵住別人們可能的閑言碎語，咱爸用心良苦。」

不久，我收到了二姐的信。

我與二姐並無書信往來，也沒通過話。但我依然履行著承諾，定期給她的兒子趙凱寄錢——他已考上了一所省內的大學，花銷大了，我寄給他的錢也多了。

二姐肯定是從他那兒知道我家在上海的地址的。

二姐的信毒汁四濺。除了沒罵髒話，種種詛咒無所不用其極。

原來二姐對自己與張大哥那事兒，從未徹底死心，並且仍巴望著某一天忽然由我向她傳達了她夢寐以求的福音。一個人對一件完全是一廂情願之事的執迷不悟，令我匪夷所思。現在可好，我非但沒助她實現夢想，反而將自己最好的女友和張家貴「撮合」成了夫妻，我和丈夫和養父還都前往深圳參加了婚禮，這對她的刺激非同小可。換位來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撮合」，已有三處店面的李娟豈會嫁給大自己二十六歲的張家貴？圖的還不是能靠住張家貴這位老闆嗎？——從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以上想法是多麼的使我二姐絕望又憤怒。

那封信同樣使我憤怒異常。

我能換位思考，卻無法做到不生氣。

翔見我氣得發抖，將信要過去也看了一遍。

他奇怪地問：「你二姐怎麼知道得這麼快？」

我告訴他玉縣人在深圳有同鄉會。

「世上竟有你二姐這樣的人！難道她忘了我們還在供她兒子上大學嗎？」翔將那封信撕了。

我說：「看來我以後不能再回神仙頂了。」

「那就不回去！永不回去又怎樣？我們的生活無法繼續了？！」翔氣得拍起了桌子。

我暗下決心，不再給趙凱寄錢了。然而到了該寄錢的日子，身不由己地還是去了次郵局。

有時，責任也具有強迫症的特徵。

兒子四歲時，我在明德公司也整整工作了四個年頭了。四年間漲了三百元工資，錢雖不多，但畢竟對我的工作狀態是種鞭策和肯定。四年間我也積累了不少工作經驗，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了。

我丈夫與我老闆的特殊關係基於這樣一件事——耿老先生是自駕游愛好者，我丈夫也是。只不過耿老先生開的是豪車，我丈夫經常租摩托。

豪車也免不了會出故障，在西藏，耿老先生的豪車過淺河時側翻了，他的腳踝扭傷了。翔恰巧騎摩托經過那裡，分兩次將耿老先生和他老伴載到了附近的藏民家。但自從我在明德公司上班後，他倆並沒見過面，因為耿老先生是滿世界「飛行」的人，每年也就到上海一兩次。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不過每年春節，家中都會收到耿老先生的賀年卡和一份禮物；翔也同樣回贈。他倆並不通手機。或者，通話我也不知道。

一日，辦公室告訴我，耿老先生下午要見我。

「我此次來上海，與你談次話也是重要的事之一。」我剛一坐定，耿老先生就這麼說。

他問我是否還記得，當年將我調到投資部時，他曾說過我日後自會明白原因？

我不記得了，卻說記得。

「那麼，先看看這個。」

他給了我一份企劃書——沒想到他對貴州那麼了解，居然知道貴州有處山區叫神仙頂！而神仙頂與台灣高山地區海拔接近，氣候相似，雖然並不靠海，卻是大陸山區氣候濕度最適於生長台灣高山茶的選地。他要將高山茶移植到神仙頂，培育出一種新茶。他說他夫人是貴州人，向貴州投資助貧，是他夫人的夙願，也是他此生必了之要事。

「以前我和我夫人認為我們首先是台灣人，同時是中國人。現在的我們，認為自己首先是中國人，同時是台灣人。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我們為大陸感到高興。新茶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以後的商標上將有這樣的字句：中國新茶，『高貴紅』『高貴綠』，聽起來多喜人啊，是不是？其實呢，我一直在關心你的工作情況。我認為你現在已經完全有能力擔當項目主管了，這個項目的實現非你莫屬。你有別人沒有的優勢——你是玉縣人；你們方家在玉縣口碑良好；你父親當過臨江市市長，你的人脈資源大可利用！所以，我要當面將這個項目交給你來做，希望你別以任何理由推諉。我們現在就將此事確定下來，行不？」

我首先想到了我那可怕的二姐。是的，我已覺得我的二姐有些可怕了。

但耿老先生的一番話深深感動了我。

我肯定地說：「行。」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丈夫、婆婆和養父一致支持我。娟也鼓勵我。親人朋友都為我終於有機會擔當重任而為我高興。

不料，我又出現在神仙頂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我二姐。當時幾名鄉幹部正陪我在山區考察；我二姐預先獲知了消息，雙手叉腰堵住了我們的去路：「方婉之！你個不親骨肉親外人的賤貨，你還有什麼臉回到神仙頂？你為什麼要壞我的好事？要不是因為你，如今成了老闆夫人的是我！我兒子也不必再花你寄給他的臭錢了！……」

那日我領教了潑婦的真正樣子。

我又氣得渾身發抖，卻沒到說不出話的程度。我義正詞嚴地駁斥：「何小菊！我寄給趙凱的錢每一元都是我從工資里省出來的，都是乾淨的！如果你認為他不需要了，我以後不寄就是……」

「不寄？你敢！以前不寄可以，現在想不寄？晚了！誰叫你壞了我的好事，斷了我的財路？你若不寄了，我到上海去臭你！讓全上海人都知道，你跟張家貴早有一腿！你為了討好他，才撮合……」她越發信口雌黃了。

鄉幹部看不過去也聽不下去，紛紛上前批評她。誰批評，她罵誰。我們只得一起轉身，另擇一路。她卻不肯罷休，緊跑幾步，繼續阻罵不止。

忽然天降救星。不是別人，是我大姐何小芹。

何小芹一言不發，掄圓胳膊扇了何小菊一記大耳光。

何小菊被扇呆了。

不待她撒野，何小芹又給了她一耳光。緊接著，貓下腰一頭朝她撞去，撞得她連連後退，一屁股坐在地上。

說來也怪，那何小菊站起後，不敢正眼看我大姐，而是拍拍後身土，自己跌了一跤似的，轉身怏怏地走了。

我大姐對我說：「婉之，咱們何家太難為你了……」

我抱住我大姐哭了。

在我大姐家，大姐夫唉聲嘆氣地說：「婉之啊婉之，你怎麼這麼個命呀！你看你大姐，生活好了，兒子出息了，家鄉面貌變了，她的病也好了。可你二姐，我看她是受了你二姐夫那事兒的刺激，也瘋了。一個瘋過的姐好了，一個一向正常的姐瘋了，你們何家冒犯過哪路神仙啊，讓你受這份兒牽連？別回來了，聽我的，以後再也別回來了，斷了與神仙頂的一切關係吧！」

我大姐也平靜地說：「聽你大姐夫的吧，他說得對，永遠別回來了。我如果想你了，我以後會去看你。」

鄉幹部們卻急了，都反對我大姐和我大姐夫的話，認為我對神仙頂有份責任，必須經常回來。否則，好端端的一個大項目跑了咋辦？

陪我考察、開會、調研的，不僅有鄉幹部，也有縣農業局、扶貧辦的幹部，怕再遇到我二姐，大家都難堪，於是提前派人把守住我二姐家大門，不許她離開院子。那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不那樣可怎麼辦呢？結果，縣紀委、公安局、法院、報社電台，就會經常收到我二姐的控訴信，控訴我勾結各級幹部迫害她。

有人說我二姐是真的精神失常了，也有人說她是裝的，為了騙取低保。不管真的還是裝的，反正我因為她而出名了。

將好事做成功的過程，往往也是伴隨著低俗醜惡的過程。有時陪同我的只不過是必要的幾人，可一到吃飯的時候，呼啦啦就來了一二十人，兩桌還坐不下，而且帶我去的是一次比一次高檔的飯店，頓頓上酒。

不少中國人太將白吃白喝之事當成人生一大快事了！

我也開始領教索賄和變相索賄的勾當了。錢如果沒打點到，似乎某個章就絕對蓋不成。我當然有一筆可自行支配的項目啟動資金，但那筆錢如果那麼花，會大大影響我的工作熱忱。

各級紀委便也收到了我的實名舉報信。於是有的幹部受處分了，有的幹部被免職了。而我，也就有了仇人。

那時的中國，微信雖然還未發達，網站信息卻已鋪天蓋地了，「自媒體」現象已成氣候。攻擊我的謠言中最無恥且惡毒的一條是——我與我養父已長期存在「曖昧關係」，那實際上等於是「亂倫」的暗示。當年我親我養父的一張照片在網上瘋傳，後邊的跟帖儘是污言穢語。

養父是那種恪守「持身當如玉無瑕」的人，在官場上雖已經歷了種種磨礪，卻從沒面臨過那麼卑鄙的羞辱。

他的變化使我相信了「一夜白頭」不是妄說。幸虧他具有強大的心理承受力。

婆婆也是特別理智的女人，居然能十分淡然地對待那事。翔是憤怒過的，在家裡摔過東西罵過髒話，過後又極心疼我，勸慰我，自恨無法變成一塊足以保護我的盾。

那場攻擊，委實可令一個關係並不良好的家庭陷於互相猜疑的危機，進而導致解體。

感謝命運——我有一個關係良好的家庭，親人們之間反而更貼心了。

為了擺脫聚蚊成雷的厭煩心情。翔在那年冬季去了一次內蒙古。十五年來，他一直追蹤拍攝一對蒙古族雙胞胎少女的成長，那是他的一組大作品，他的內蒙古之行也是不泯的藝術之心使然。

但他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中失蹤了整整一天。

那一天我遠在神仙頂。

那一天我精神崩潰了。

那一天婆婆突發心臟病住進了醫院；一頭白髮的養父充當她的「護工」。

那一天另外三個家庭進入了應急狀態——翔的小姨將我的兒子及時接到她家去了；大姨和二姨帶著臨時湊足的錢也趕往醫院，協助護理和完成住院手續；大姨父和二姨父則買了機票輾轉飛往內蒙古。

何謂親人，現實再次給出了詮釋。

翔所具有的自救能力使他保住了性命——他尋找到了一處坡地，用雙手快速地扒出了雪窩，與他的馬一起卧在雪窩裡。而真正使他和那匹馬幸免於難的是耿老先生。他與翔當日通過話，內蒙古那場暴風雪引起了他的關注，與翔失聯使他意識到了情況嚴重，遂以公司名義租了一架內蒙古的直升機；第二天上午，翔的大姨父和二姨父從直升機上發現了翔。

翔被嚴重凍傷，擔心自己的臉以後不成樣子了；擔心自己的雙手以後舉不動照相機了。再樂觀的男人也有陷入空前悲觀的時候。

作為他的妻子，我不能不反過來扮演他的心理醫生——趕鴨子上架也得上，不上可怎麼辦呢？那一時期我讀了不少心理學方面的書，自認為將跨界角色扮演得挺到位，也領悟了「休戚與共」四個字在夫妻間意味著什麼。

公司的人們有種說法，認為老闆的作為是對我工作精神的回報——我即使陷入了災難性的困局也未言放棄，這一點使他心生敬意。而我清楚，老闆的義舉，也是在回報我的丈夫。

我不能放棄。

一件有益於扶貧一方的事，再難我也要堅持做下去。

一旦放棄，豈不成了一場笑話？

我面對的是一塊巨幅的玻璃，擦得那麼的乾淨。兩側有雪白的窗帘——這邊是我和兩名護工；那邊是臉上尚未褪疤的丈夫、一頭白髮的養父和化了淡妝的婆婆。婆婆和養父之間是一名英俊少年，是我和翔的兒子。

癌細胞在我體內又擴散了，我必須接受第三次手術。

親人們都隔著玻璃望我，做必勝的手勢，為我「加油」。

我也望著他們，感受著親情的珍貴和他們給我的力量。

娟從深圳趕來了，將她三歲的女兒舉給我看。

我笑了。

張大哥已不在了——那孩子是他和娟的。

娟接管了運輸公司。她已是深圳某區的政協委員了，而且是那個區的商會副會長。確如翔所預見的，她具有無限的經商潛力，將她的事——不，應該說那已是事業了——做得有條不紊，風生水起。

外甥小趙凱也出現了。

他的到來我沒想到。

我這個外甥由於他媽對我的怨恨，一度與我的關係也挺彆扭。

我做過第二次手術又去到神仙頂的時候，一天，在鄉招待所我住的房間里，我倆見過一面，我養父也在。

他當時已參加工作，回家陪他母親過春節。

我問他在從事什麼工作？

他說在一家網站任「主筆」，並將他頗為得意的幾篇文章給我看。

我看後甚不以為然，指出那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文章，只不過是一篇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甚至斷章取義的人身攻擊。我這麼說，是因為我對人身攻擊有切膚之痛。

他問：「你把我看成噴子？」

我說：「你可以那麼理解。」

他又問：「噴子和批評家有什麼區別？」

我說：「我無法用幾句話講清楚，兩者肯定是不同的人。」

他說：「凡講不清楚的都是沒區別的。我要做『名噴』，稱得上是諷刺家的那種，專業水平極高的那種。」

我更不愛聽了，皺眉道：「世界上從前沒有一種專門的職業叫諷刺家，以後也不會有什麼專業的噴子，那算什麼鳥職業。」

他也不愛聽地低下了頭。

我苦口婆心地說：「趙凱，換一種正經工作吧！」

他猛抬頭悻悻地反駁：「我的工作怎麼就不正經了？我寫一篇千字文兩千元，一字兩元，我現在的工作是我收入最高的工作，我已經找到了好感覺，我已經有了成就感！」

我被懟得一時語塞。

養父那時也看完了他的得意文，插言道：「孩子，你小姨說得對，受雇於人，今天捧捧這個，明天黑黑那個，長期下去會沒了自我，的確不能當成正經工作……」

他猛地向我養父轉過臉，冷言冷語地說：「你知道找到掙錢多點兒的工作有多難嗎？我是『211』畢業的嗎？我是『985』畢業的嗎？掙錢多點兒就沒了自我？掙得少反而有自我了？什麼工作又不是受雇於人？存在的即合理的……」

滿頭白髮的養父被懟得紅了臉——還從沒有人當著我的面懟過他。

我不禁呵斥：「放肆！」

趙凱就又低下了頭，那樣子內心很不服。

我說：「我累了，你走吧。」

養父也說：「是啊，你小姨兩個月前又做了第二次手術，這你也知道……」

他卻說：「我也不只是來看她的，我還有正事沒談。」

我不得不問他什麼正事？

他吞吞吐吐地說要向我借十萬元錢，說那家網站正重新合股，如果他有十萬元參股，那他以後就是小股東了。

「十萬元對你算什麼呀？小姨你就再成全我一次吧！……」他的雙手抓住了我的一隻手。

我抽出手，正色道：「十萬元快是我一年的工資了。我和我丈夫都是工薪族，我家不是大款人家，我沒錢借給你參股。」

「小姨，你跟我哭窮我能信嗎？」他冷笑起來。

我對養父說：「爸，你替我說那個字。」

養父說：「女兒，我不能。」

我只得自己說了那個字：「滾。」

他愣了愣，起身便走。在門口站住，背對著我說：「方婉之，我會把你寄給我的錢還你的，加上利息。」

他出門後，我問養父：「爸，『壞人變老了』這話，是否也意味著有人從年輕時就很壞？」

養父沉吟良久，拍拍我肩，也走出去了——我望向窗外，見他在大口吸煙。

後來他說他代我給趙凱寫了封信。

「爸，有些事是沒必要的。」我只說了這麼一句，懶得問他怎麼寫的，也懶得說別的。

……

趙凱的出現使我心情複雜，看他不自然，不看他也不自然。

他卻目不轉睛地看我——抻著一張A4紙，上面寫了兩行粗筆字：「小姨，我換工作了！」

我笑了，朝他豎起了大拇指。

一名護士指著一扇門柔聲細語地說：「方婉之，咱們該進去了。」

另一名護士隨即去拉窗帘。

我急忙說：「兩位好妹妹，求求你們，再等幾分鐘。」

就在那時，外邊匆匆來了兩名軍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楊輝，他已是一名二副了；女的是他妻子，一名軍醫。他倆也有兒子了，論輩該叫我「姨姥」，我曾見過，又聰明又禮貌，將來肯定是個有良好教養的青年。

他倆一出現，別的親人閃開了；他倆因為來晚了，反而佔據了中心位置。他倆一齊向我敬軍禮。

我第三次笑了。也流淚了。

電動窗帘徐徐合攏——玻璃壁如同寬銀幕，我彷彿躺在輪床上看電影。

我被推進了手術室。

我愛生活，我愛生命。

我平凡，我普通，我做得最成功的事就一件——我使台灣高山茶在貴州神仙頂漫山遍嶺地生長著——「高貴紅」和「高貴綠」已打開了國際市場，頗受歡迎。

我不想否認我是一個不幸者，還不到四十歲就已做三次癌切除手術了，這當然是不幸啰。但我卻一直否認我患癌症是被氣的——也許這符合病理學，並且符合一部分事實。然而我更願承認是我的宿命如此。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還是從自身找原因對頭。這麼想更能使自己心平氣和地面對現實，也有益於我再一次戰勝癌症。

我不至於死在手術台上這一點可以肯定。

術後我又能活多久？這個問題我已不再去想。當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獲得的「榮譽」。我對這頂「桂冠」並不真的感到光榮，對人能否「抗癌」心存懷疑；無非就是別陷入自哀自憐的壞情緒的泥沼而已。我的體會是——當人真的能心平氣和地面對「壞命運」，連命運之神也會刮目相看。果有命運之神的話，她或他的工作不過就是電腦般的工作，是某種神秘程序的自動鎖定。即使那程序是他們參與編製的，估計也無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籤結果」。所以，對於命運之神的「工作」，我也採取「理解萬歲」的態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該做的事——我在滬深兩地組建了癌症病友網站，還主編了一份民間的刊物《與癌共舞》，頗受癌病友喜歡。

紫外燈還沒開亮，醫生和護士在為手術做最後的準備。他們的動作輕得近乎無聲。誰偶爾看我一眼，眼睛便會眯起。如果沒有口罩遮住，我會看到友愛的笑臉。我在他們心目中不太一般，他們尊敬我。

趁那短暫的時刻，我又開始思考。被全身麻醉的人其實就是「死去」，倘沒醒來，那種死法不啻是一種幸運。在大手術台上思考，如同在生死交界處與自己對話——我思故我在嘛。不是誰都有多次這樣的機會，我珍惜。

我認為我也是幸運的。

我的養父母和我的丈夫都是享受思考的人，受他們影響我也以思考為樂。我愛思考甚於其他女人愛時裝和化妝。

我願以後之中國，多數孩子都有我養母那樣的母親——不是指有她那種家族背景，那怎麼可能？亦非指像她那樣是地方名流，這也等於是天方夜譚；而是指像她那麼心地善良。這做起來易如呼吸，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壞人變老了」當然也意味著有人在年輕時就變壞了。

那麼——孩子呢？魯迅的話「救救孩子」，抑或可改為先救父母？

我願以後之中國，年輕人不必像我一樣，沒有當過市長的父親和是名流的母親，人生也照樣可以有安全感保駕護航。

我願以後之中國，李娟多起來，再多起來。

中國仍有一小半人口在農村，他們正是月收入千元左右的那些同胞。已經成為城鎮人口的人中，不少昨天或前天還生活在農村——這使絕大多數中國人之社會關係之和複雜而不單純。

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對農村的全面扶貧。

我見證了許許多多同胞的社會關係之和在向好的方面發生量變和質變。

我見證了「青山綠水也是金山銀山」正逐步成為事實；神仙頂是那事實的一部分。

我不信世上會有君子國，這使我活得不矯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獄」，這使我活得不狡猾。

我平凡，我普通，我認真做人，我足夠堅忍。我有幸福的國情、溫暖的親情、真摯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氣我佔全了，夫復何求？我復何求？

麻醉師開始在我手臂上塗碘酒。

我開始默背我所喜歡的一首詩：

我是裸著脈絡來的，

唱著最後一首秋歌的，

捧著一掌血的落葉啊，

我將歸向

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

針頭刺入靜脈，我的血管里感到一絲涼意。

我閉上了眼睛。

「方婉之，咱們開始數數哈。」

聽來，像天使的聲音。

我沒數數，我繼續背詩：

小溪的水呵，

緩緩地流呵，

我呵，像一艘

載滿愛的小船，

一路低吟著，

來在世人面前

……

我包容……

我寬恕……

我成為我……

2020.10.13

北京